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傍晚，寒风正劲。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，灯火摇晃，电台噼啪作响。一份加急电报送到粟裕面前：“敌第七兵团全部就歼，黄百韬中弹身亡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猛地起身，脸色涨红，随即身子一晃，昏倒在地图上。众人愣神半秒国内知名股票配资公司有哪些，才七手八脚把这位向来稳如磐石的代司令员抬到行军床上。为什么胜利的消息反而让他瞬间失去意识？答案隐藏在十几天的鏖战与四面楚歌的战场局势之中。
回溯到十一月初，淮海战役刚刚开场。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电令，华野必须先吃掉孤军深入的黄百韬第七兵团。打的思路很清晰：筑口袋、扎篱笆，一口闷。那时的华东野战军足足有三十六万余人，十二个钢铁般的主力纵队，加上几个地方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，可谓家底雄厚。粟裕估算，歼灭黄部五天够用，接下来就可以回兵收拾邱清泉、李弥。
可战场绝不会迁就任何人的预案。黄百韬不是纸糊的。他手下原本只有整编二十五、六十三、六十四三个军，但老蒋临阵又塞给他一百军、四十四军，人马骤增到近十万。十一月六日起，黄军一边突围，一边凭借半美械装备在碾庄圩一带构筑地下堡垒，机枪碉堡、交叉火力，一时打得华野三个纵队吃尽苦头。粟裕头两天还在地图上划线，计划十五号前解决战斗，可前方报告接连传来——阵地硬，伤亡大，突破口有限。时间一天天拖过去，他已不得不连夜修改命令，把“最迟十五日结束”改成“十八日”、再到“二十一日”，手下参谋摇头苦笑：这回是真碰上茬子了。
与此同时，敌情突变更让形势复杂。徐州方面，杜聿明把邱清泉机步第五军、李弥第十三兵团调头东进，目的昭然若揭：咬破华野的阻援防线。西边的中原野战军则在津浦线一带牵制孙元良、刘汝明、李延年。原本中野只有四个纵队在前线，正与二十多万敌军作对，已经绷得像根细线。可就在十一月十八日，黄维率第十二兵团十万精兵从驻马店南下，直扑宿蚌一线。中野首长当晚急电军委：再不增兵，咱们可就真顶不住了。
主席的回电很干脆：华野必须拔掉碾庄这枚钉子，然后抽纵队给中野。话虽简短，却把责任压在了粟裕肩上——既要速歼黄百韬，又要保住徐东封锁线，还得拿出劲旅支援蚌北。说来容易，落到战场就成了天平上的微妙平衡。一旦黄部再多撑几天，邱、李可能撕开缺口；若华野硬抽走部队，碾庄攻坚又难奏效。于是粟裕只好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：第六纵连夜北撤，堵住固镇；第十三纵疾驰蚌北；第二、十、十一纵也折向南移；留守碾庄的只剩四、八、九纵与特纵。算来算去，也就勉强够用。
兵力虽还算充足，问题却出在兵员消耗。从六日到十八日，华野已损失近五万人，进攻骨干纵队人人疲惫，弹药消耗更是惊人。碾庄外围冷雨飘零，战壕里血水夹着泥浆，冲锋号每天响三四次，火力点却一座紧挨一座。有人回忆：“子弹打完了，用手榴弹；手榴弹投光了，就端着刺刀往上冲。”黄百韬本人素来号称“能打”，此次更把“一寸不让”当成了最后的背水一战。
就在此刻，粟裕的身体亮起红灯。红军时期他头部负伤，虽表面看不出异样，实际上弹片始终留在脑内。一遇高强度用脑、缺觉和严寒，头痛就像锤子一样敲个不停。医护人员给他测血压，两百四十毫米汞柱，吓得直劝他休息。他偏不肯，抿口凉开水，又戴上那只自制“金刚圈”，盯着沙盘一动不动。警卫员后来回忆，那几天司令员每天最多眯一两个小时，有时候还坐在椅子上就睡着。
胜负究竟系在哪里？答案只有一个——时间。要在邱、李接应之前拿下碾庄，就得拼掉血也要封闭敌人外线火力，然后一口吞。于是十一月十九日晚十时，数百门山炮、榴弹炮、野炮同时开火，炮口温度烫得人不敢触碰。炮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把夜空照得通红。四纵从北面切入，小股尖刀排硬钻敌壕沟；九纵发动穿插，把敌最硬的六十三军一路砸碎。八纵沿老淮河滩地疾进，和四纵在日照未出前完成合围。翌日拂晓，黄百韬在混乱中被弹片击中动脉，血流如注，随从急呼“司令，快走”，他只回了俩字：“来不及”。
二十二日正午，残敌的最后电台被摧毁。十七时，华野电报汇报战果：黄百韬阵亡，七万余敌人被歼，俘敌军长两名、师旅长数十。就是这份电报，让粟裕再也撑不住，昏睡过去。军医诊断：过度劳累导致血压飙升，幸而休息及时，并无大碍。有人端来一只热腾腾的土鸡，他狼吞虎咽，算是把悬着的心压下去，转头便吩咐：“电台准备，把碾庄部队能抽多少就抽多少，立刻开往双堆集。”
紧接着，战局风向陡变。邱、李两兵团见黄百韬已覆灭，立刻收缩，而中原野战军也得到了七纵和九纵的增援，在双堆集外围完成了对黄维的合围。一个星期后，黄维兵团被全歼，淮海战役的第二块骨头随之啃下。至此，蒋军主力的防线像抽掉钢筋的墙体，一触即塌。
不少人问：南线还有孙元良、刘汝明，该怎么解决？其实黄维一输，他们的士气已然失重。十二月底，杜聿明集团被围陈官庄，邱清泉在三义集遭炮火劈中座车，再顽强也无力回天。数十万国民党主力，就在短短六十多天内化作刀下雪。
回到那一瞬间的晕厥，如果只用医学指标解释，似乎还欠点分量。粟裕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：“用尽全军之力，若仍取不得胜，是将帅之罪也。”碾庄鏖战迟迟不决，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肩头；敌新援压上，他又得强行拆兵。那种被时间追着跑、被全局命运拴在一线上的窒息感，不是简单的“过劳”能说明的。消息传来，精神一松，生理和心理双重反弹，经脉骤然失衡，人自然就垮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短暂的昏厥并未影响指挥中枢的正常运转。叶飞、陶勇、聂凤智等人各自掌握纵队动向，张震主持前指事务，华野的团队协作在危急时刻显示了价值。换句话说，粟裕倒下的几分钟，没有让指挥系统陷入混乱，这与平日他反复强调“代行指挥”的演练分不开。战后统计，整个淮海战役华野先后五次大幅度调整部署，却始终没让敌人抓到空子，指挥体制的灵活与严密功不可没。
碾庄之战后，外界再难低估黄百韬和第七兵团的抵抗力，也更加明白华东野战军付出了怎样的代价。阵亡官兵中，一个排、一个连地塌下去，骨灰盒送回苏北、江南农村，才换来那封宣布“全歼黄兵团”的电文。淮海战役的走向，由此从胶着转成主动，但华野并未就此止步。十二月初，他们又一次披星戴月南下，参与合围黄维；随后更是一路追打杜聿明，为整个战役画上句点。
这场旷日持久的大会战，对粟裕本人也是一次极限考验。他一直不肯让军医把弹片取出，直到一九八四年病逝后火化，殡仪馆的金属槽里才找到那两块弹片。有人感叹，如果没有那层精神压力，当年或许他不会昏过去；可若无这等对全局的责任心，也许淮海战场的结局就没这么干脆利落。
纵观全程，华野开战时约三十五万战斗员，第一阶段投进碾庄和徐东的十四个纵队已几乎压上全部家当。一支部队能否完成既定目标，看兵锋，更看统帅担当。粟裕的晕倒，是血压，也是重担；是疲惫，也是释然。黄百韬兵团覆灭，标志着蒋军战略企图的破产；更让华野得以抽调兵力南下，与中原兄弟并肩迎来胜利的曙光。那些在冰雪里啃干粮、抱着枪壳子入睡的普通士兵，也终于等来了稍纵即逝的喘息——仅仅两三天，他们又踏上新的行军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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